中山公园、中山路……揭秘孙中山与厦门的不解情缘→
中山公园、中山路……揭秘孙中山与厦门的不解情缘→
中山公园、中山路……揭秘孙中山与厦门的不解情缘→ 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(de)伟大先行者,为(wèi)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(lǐxiǎng)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实践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(fāngshì)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(zhōunián)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(wèi)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(jìyì)。
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(jìniàn)合影。
孙中山曾(céng)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(huìzhōu)起义,计划(jìhuà)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方便(fāngbiàn),对(duì)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抵台后,与台湾(táiwān)总督(zǒngdū)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起义军攻占厦门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(nián)10月7日,惠州(huìzhōu)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(zhǐhuī)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(suì)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(shībài)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(de)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(lǐ)春生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(shí)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(yě)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(gōnghuì)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(shìyè)。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(zhōngshān)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(de)革命活动
指导(zhǐdǎo)密友播撒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(xiàmén)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(rì),数千名左臂扎(zhā)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(zhànlǐng)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(nián),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英华(yīnghuá)书院任教(rènjiào)的(de)叶青泉为福建支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(zhuórán)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(tíxiě)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(jiànzhù)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(zǒngzhǐhuī),要求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(de)革命挚友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所(suǒ)领导的(de)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(mǐnjí)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是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(zhòngyào)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(kāngkǎi)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(mǐnnán)华侨(huáqiáo)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(chéncuìfēn)、陈楚楠等(děng)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(bēilínqū)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(gémìng)伴侣,自1892年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,她(tā)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(shēnghuó)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(chénchǔnán)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(huìzhǎng)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(zhèngjú)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由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(jiédiǎn)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孙中(zhōng)山革命的厦门籍华侨中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(nián),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,从此与(yǔ)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(shìyè)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(jījí)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(zuòwéi)归国路费(lùfèi)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(bèi)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(nánjīng)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(diànhuì)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从(cóng)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,着手(zhuóshǒu)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(xīngxué)过程中,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(gěi)予有力的(de)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(bóshì)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(wèi)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(shīshēng)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(lùhǎijūn)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(liǎngshěng)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(tǎng)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(tóngnián),陈嘉庚在集美(jíměi)学校师生(shīshēng)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(dàhuì)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(zhōnghuìguò)发展蓝图
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(de)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(shōulù)了(le)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(zhī)(zhī)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(fùyú)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(nányáng)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(zhīyè)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(fāzhǎn),穿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(wèi)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(yǐwéi)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(guīhuà)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百年前为(wèi)厦门港打造的图景,如今都(dōu)已被(bèi)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(jiànguófānglüè)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(de)铁路(tiělù)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(xiàmén)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(shì),推翻清廷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(quánxiàntōngchē),其路线与(yǔ)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多处“中山”印记(yìnjì)
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这座(zhèzuò)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(fāngshì)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,中山公园始建于(yú)1927年(nián)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而(ér)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(rìkòu)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(guǎngchǎng)修建孙中山全身(quánshēn)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的中山路(zhōngshānlù)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(tiānxiàwéigōng)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(zhōngxué)、大同小学(xiǎoxué)的创办(chuàngbàn)和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(gémìng)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(xiàmén)有6座(zuò)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(de)伟大先行者,为(wèi)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(lǐxiǎng)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实践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(fāngshì)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(zhōunián)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(wèi)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(jìyì)。

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(jìniàn)合影。
孙中山曾(céng)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(huìzhōu)起义,计划(jìhuà)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方便(fāngbiàn),对(duì)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抵台后,与台湾(táiwān)总督(zǒngdū)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起义军攻占厦门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(nián)10月7日,惠州(huìzhōu)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(zhǐhuī)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(suì)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(shībài)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(de)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(lǐ)春生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(shí)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(yě)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(gōnghuì)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(shìyè)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(zhōngshān)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(de)革命活动
指导(zhǐdǎo)密友播撒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(xiàmén)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(rì),数千名左臂扎(zhā)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(zhànlǐng)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(nián),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英华(yīnghuá)书院任教(rènjiào)的(de)叶青泉为福建支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(zhuórán)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(tíxiě)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(jiànzhù)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(zǒngzhǐhuī),要求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(de)革命挚友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所(suǒ)领导的(de)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(mǐnjí)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是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(zhòngyào)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(kāngkǎi)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(mǐnnán)华侨(huáqiáo)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(chéncuìfēn)、陈楚楠等(děng)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(bēilínqū)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(gémìng)伴侣,自1892年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,她(tā)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(shēnghuó)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(chénchǔnán)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(huìzhǎng)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(zhèngjú)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(jiédiǎn)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孙中(zhōng)山革命的厦门籍华侨中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(nián),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,从此与(yǔ)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(shìyè)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(jījí)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(zuòwéi)归国路费(lùfèi)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(bèi)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(nánjīng)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(diànhuì)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从(cóng)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,着手(zhuóshǒu)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(xīngxué)过程中,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(gěi)予有力的(de)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(bóshì)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(wèi)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(shīshēng)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(lùhǎijūn)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(liǎngshěng)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(tǎng)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(tóngnián),陈嘉庚在集美(jíměi)学校师生(shīshēng)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(dàhuì)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(zhōnghuìguò)发展蓝图
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(de)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(shōulù)了(le)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(zhī)(zhī)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(fùyú)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(nányáng)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(zhīyè)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(fāzhǎn),穿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(wèi)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(yǐwéi)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(guīhuà)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百年前为(wèi)厦门港打造的图景,如今都(dōu)已被(bèi)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(jiànguófānglüè)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(de)铁路(tiělù)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(xiàmén)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(shì),推翻清廷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(quánxiàntōngchē),其路线与(yǔ)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多处“中山”印记(yìnjì)
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这座(zhèzuò)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(fāngshì)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,中山公园始建于(yú)1927年(nián)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而(ér)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(rìkòu)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(guǎngchǎng)修建孙中山全身(quánshēn)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的中山路(zhōngshānlù)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(tiānxiàwéigōng)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(zhōngxué)、大同小学(xiǎoxué)的创办(chuàngbàn)和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(gémìng)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(xiàmén)有6座(zuò)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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